近數十年來，關心律師的台灣法社會史研究，環繞著一個核心問題展開：國家如何形塑律師？換言之，對20世紀台灣律師的瞭解，大多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分析。這樣的分析架構是合宜的，也是具有解釋力的架構，因為台灣人民今天所指涉、認識的律師，其於台灣這塊土地上出現，是跟隨著現代法律體制一起出現的晚近現象。換言之，要理解台灣律師的起源與發展，必須扣合台灣法律的起源與發展，而台灣現代法體制之建立與發展，是由國家所強勢主導。
上述分析視角導出了目前法社會史文獻的兩個特色：
第一，隱然有「律師vs.國家」的對抗性架構。關於台灣律師之歷史分析多著重國家形塑律師的過程，或者切換視角至律師，分析律師如何發揮其抗衡政治權力、保衛人權的角色。
第二，多有律師與司法官水平關係的研究，意即，將律師放在「法律人」集體行動者的脈絡中討論。
以下將分別介紹台灣律師如何由國家塑造、律師對抗國家的「鬥士」角色，以及分析國家如何造成法律人的合一與分裂。
初登場：從日治時期「辯護士」制度談起
首先，律師在台灣的歷史舞台登場，是源於日本的殖民治理。1900年，台灣總督府以律令將辯護士制度引進台灣，將日本當時的辯護士法幾乎完全適用於台灣，直至1935年。
台灣辯護士的人數在1920年代以前大約維持在50人上下，幾乎全是日籍辯護士，許多是先來台擔任判官、檢察官，之後再轉任辯護士在台執業。日治中期，隨著日本辯護士錄取人數增加，抵台執業的辯護士人數也增加，至1920年代中期突破百人，也開始出現台灣人辯護士。至戰前辯護士人數達高峰170餘人。日治末期，全體辯護士人數約為120人，其中台籍辯護士將近50人。無論是日籍或者台籍，這些辯護士都是在日本教育與考試體系下養成；制度上，可以說台灣的辯護士就是日本「帝國規格」的辯護士，但在執業時，面對的是台灣作為殖民地的特殊性。
值得說明的是台籍辯護士的菁英背景：絕大多數的台籍辯護士都留學日本，學習法科，畢業後參加高等文科司法考試，通過後擔任辯護士。留日台灣人習法的風氣頗盛，專科以上之留學生「習醫者為最，平均約占五分之二以上，其次，法科約五分之一」。當時日本法科畢業生的正統出路是國家考試，通過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（簡稱高文考試）後，獲得司法官與辯護士之任用資格；但其他從商、從政之法科畢業生亦多。台籍法科生也依循同樣的發展，除了通過高文考試，成功獲得法律職業資格之外，也有入商界任職於各種株式會社、銀行等，也有入政界任各州協議會員、各街庄長等，還有入報業、教育。
台籍法科生通過文官考試的錄取率，大致上反映日本一般社會的情況，即東京帝大畢業生在各科都獨占鰲頭，京都帝大次之，而幾間著名私校表現亦不俗。帝國大學學歷在求任官職時占有絕對優勢，尤其判官幾乎都是帝大畢業生，私校出身者多選擇成為辯護士。留日台灣人也反映這個趨勢，除了極少數就讀帝大而任法院判官者，其他多為私校畢業生而進入辯護士行業。
簡言之，在留學日本後，這些台灣法學生也就進入了日本的教育、職涯體系，在嚴格的國家考試後成為律師。因此，無論是台籍辯護士或者是日籍辯護士，現代律師在台灣這塊土地登場時，其養成、訓練與發展皆源於日本的政策，國家的影響力從法學教育、考試方向到職涯分布，一路形塑律師的樣貌。
台日「鬥士」律師社群的誕生──在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
第二個重要的問題隨之而來：在強大的國家力量下，律師是否有獨立於國家的自主性、意識形態以及社會角色？答案是：有的，台灣律師在1920年代逐漸發展出抗衡國家的政治意識與行動，但因為戰爭與政權交替而斷裂；在長達半世紀的沉寂後，台灣律師擁護人權、支持自由民主的集體性才又在民主化時期湧流而出。
日治初期，在台辯護士主要是日籍，他們雖然也會針對法案與政策採取集體行動，但主要關心與自身利益相關的議題，未有與殖民政府抗衡、保障一般人民權益的行動出現。事實上，觀察日本辯護士協會台灣支部與總督府交涉的法案，大多數都是便利人民使用法院（進而擴張訟源），或者是辯護士執業相關（如懲戒、諮詢意見）。此時，與其說辯護士有何獨立於國家的政治自主性，不如說，當時的殖民地台灣是以「總督府」以及「對總督府不滿的在台日人」作為政治分野，而辯護士的政治態度也是如此分布；至於台灣人的反抗運動一直是以武裝抗爭為主軸，要到1915年之後才逐漸承認日本統治地位，並轉為政治上的行動。
於是，在1920年代之後，隨著台灣政治運動發展，在台辯護士社群也發展出抗衡殖民政府之政治行動，尤其是為台灣人民權利辯護之法庭行動，最能彰顯辯護士跨越台日身分之職業社群理念。
首先，最具代表性的法庭辯護行動是1923年的治警事件。1921年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開始，由林獻堂等人發起，主張設置台灣議會，將立法權還給台灣人民。2年後，有感於需要正式結社推動政治運動，蔣渭水等人成立了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，但卻被總督田健治郎禁止，甚至發起全台大拘捕，依據《治安警察法》逮捕41人，起訴18人。1924年治警事件多次開庭，被告的辯護團乃是台籍與日籍辯護士聯手，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法界權威清瀨一郎、渡邊暢、花井卓藏，他們同時也是國會議員，來台為治警事件的被告辯護，引起轟動。也因為本案的政治性質，法庭辯論成為政治意見的交鋒處：檢察官長篇大論地指責台灣人如何「忘恩負義」，法庭辯論廣為媒體報導，而一審的無罪宣判，大幅提升了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知名度與形象。
其次，在治警事件之後，在台辯護士也持續涉入其他政治運動所衍生的法律案件。以1925年的二林事件為代表，台灣人的集體政治行動不再限於民族對抗，而也出現階級抗爭。二林事件的被告多為蔗農，不滿該地製糖會社出價低於其他地區，不許會社強行收割，卻反而被警方大肆搜捕。開庭時，檢察官一再強調這是台灣文化協會煽動的結果，而辯護團則把握機會抨擊資本家剝削農民的惡狀。二林辯護團成員大致是一年前治警事件的班底，由來自日本內地的辯護士為主，輔佐以台灣在地辯護士（包括台籍）。
在這之後，從1927到1929年之間，還有9件因社會運動而衍生之案件，大致上都是由在台灣的日籍辯護士與台籍辯護士，加上日本內地「自由法曹團」成員所辯護；來自日本內地的辯護士是基於支持階級運動的理念，而在台的台籍辯護士雖然並未實際參與運動，但當事件進入法庭，則也加入這些政治行動的法律鬥爭。換言之，1920年代，在台灣的辯護士不只有其政治自主性，也顯現了其擁護人民權利的政治立場，可以從他們在各種政治社會運動的支持性角色，明顯見得。
軍事壓力下，萎縮的辯護士社群
不過，隨著戰爭在1930年代來臨，台灣辯護士擁護人民權利的政治角色，似乎也不得不中斷。
從集體行動的角度來說，台灣辯護士社群在戰前還綻放有最後的花火：1931年，全島性的台灣辯護士協會成立，明白將人權保障設為創會宗旨。其行動也明確地從「全島住民」出發，關心台灣社會自身的權利問題：包括台灣司法制度改革、刪改刑事特例以彰顯人權、增加台灣於日本司法中的代表性，並且在警察不當執法的人權侵害事件中，為受害公民奔走、施壓、交涉。
可是，在1935年的朱諾號商船事件中，明顯可以看見強勢的軍事力量席捲至台。朱諾號是荷蘭籍商船，因颱風而不法駛入澎湖馬公港，軍方認為它是具間諜行為的船隻，而台灣的法院一再輕判，而為船長辯護的台灣辯護士則是「國賊辯護士」。事件愈演愈烈，不僅成為總督府之司法部與行政部、軍方的對立，日本內地的海軍省也涉入，施壓調動人事。台灣辯護士協會終究不敵多方壓力，決議解散，匆匆結束了短暫5年的生命。
戰爭帶來的不只是政治上的影響，也包括經濟基礎的動搖。1930年代，總督府愈來愈深入控制台灣農業，籌措政府資金、降低人民購買力，在高度動員下幾無自由經濟可言。人民無寬裕，自然也難以支持辯護士業務。在台辯護士人數於193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，至戰後約減少三分之一。
國民政府時代：被邊緣化的台籍法律菁英與大量來台的中國律師
戰後，台灣主權交替，國民政府對於台籍菁英懷有戒心，台籍辯護士無論是在法律專業或者政治參與上，都快速地被推擠到邊緣。首先，國民政府並未肯認台籍辯護士的專業資格，態度頗是曖昧；但另一方面，國民政府又相當倚靠台籍辯護士協助接收法院，維持過渡期間的法律運作。
戰後的執業資格轉換，國民政府先公布「暫准登記」的政策，稍後則要求辯護士們必須通過嚴格的臨時律師考試。此政策顯示出國家對台籍辯護士另眼相看：
第一，國民政府雖有律師考試辦法，但遷台前未曾舉辦過律師考試；律師資格之取得，除了曾有與司法官考試一併取得外，皆採取學經歷檢覈，是寬鬆的認可方式。台籍辯護士在日治時期已完成法學教育、通過嚴格的國家考試，又多年執業，法律專業程度應無太大疑慮；政府卻要求其再以考試鑑定資格，顯與中國本土律師的政策有其差別。
第二，針對台灣的特殊律師考試於1946年舉行，報名與到考人數27人，及格人數僅1人，錄取率3.7%。相對於行憲前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施行的律師檢覈方式，通過率幾乎是100%，也顯有差異。
第三，政府似乎又未真正禁絕台籍辯護士執業：1950年遷台後，正式律師考試方開始，但這段過渡期間，暫准執業的辯護士們也繼續執行業務。
不過，台籍辯護士雖然持續執業，卻面對巨大的市場與職業環境的轉變。一方面是訴訟語言及法院文化的轉化，雖然中國的現代法體系多師法日本法制，故台籍辯護士在法律專業的轉換上並無太大困難，但是要以新的「國語」閱讀、寫作，仍是一大挑戰。
另一方面，1949年後，台灣很快就出現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律師，以台北律師公會為例，原日治時期之辯護士在幾經波折後，取得中華民國律師資格者不超過20位；在相對比例上，1950年時，日治辯護士出身僅占10%，其他90%是出身中國大陸律師──出身中國大陸之律師一直占據絕對的人數優勢，在1960年前後達到高峰，之後才逐漸下滑。
擁護人權的集體性再現，親政府「軍法官律師」終漸退場
其次，在政治上，隨著國治政權在台鞏固，台灣本土法律人在政治上持續地被邊緣化。延續日本高級文官的傳統，台籍法律人多有行政專才，在政界原本也相當活躍。但政權交替之後，政界生態完全改變，必須進入中國政治派系或者依附重要人物。因此，1946年開始的議會選舉，成為台籍法律菁英的出口──但在二二八事件後，參與地方議會政治的法律人也受到重挫。中央政府遷至台灣後，中央政府的政治機會可說是幾無可能，而地方自治也需依循國民黨或者地方派系。故台籍法律菁英逐漸消散於政治浪潮中。簡言之，在日治時期接受高等教育而成為菁英的台籍法律人才，台灣法律史學者在追蹤他們戰後生涯後提出主張：在主權交替後，短短幾年內被推擠到政治與法律界的邊緣。
於是，台灣人辯護士於日治時代的集體行動經驗，被戰爭與政權轉換深深壓抑，成為伏流；1949年大量入台之中國律師經驗與文化成為主流，支持黨國政策與政權也成為主要的政治立場。
一直要到律師人口背景變化，同時進入民主政治運動的年代，台灣律師擁護人權的集體性，才又被重新建構。台灣律師的執業資格，在20世紀中期，有很長時間是「前門不開後門開」的政策。以正式高考通過的律師數量極少，但以檢覈方式取得資格的律師占極大比例；而後者多有軍方或外省背景。1973年以後，檢覈管道逐漸萎縮，高考錄取率提高，帶來了一批受大學教育的「文學校」律師，逐漸稀釋了政治上親好政府的「軍法官律師」，最終於1990年取得了律師公會的領導權，並推行眾多支持民主、法治、人權的主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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